两个富士康普工的梦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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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白天”已经回家,“黑夜”还在继续。

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在全中国,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陈明远和刘效林,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彼此时间正好错开。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失效的节俭

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尽管是室友,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开始合租。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麻雀般五脏俱全。进门的厅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

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陈明远对应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来睡觉。刘效林是“黑夜”,白天回来睡觉。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为了省钱,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刘效林说。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水电费少得惊人。

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称“打工者”最多的一座城市,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

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

1990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29亿。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按照刘效林的说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实,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回家盖个房,开个小店,过上不同的生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节俭已经失效。

梦想与模仿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怀着梦想在异乡打工。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陈明远爱漂亮,穿得很时髦,因为怕发炎,左边耳洞里塞着一个茶叶梗。刘效林比他大四岁,看上去像另外一种人,穿得最多的是厂服,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味道。

他们都愿意下一些本钱把自己打扮得更为时尚一些。在富士康,也随处可见模仿“非主流”的年轻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调查的说法是对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要娇气、自私,实际上,他们在私下里过得节俭得多。

他们只是在模仿一种城市的生活。模仿的对象变了,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富士康,陈明远和刘效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陈明远的梦想是当一个中医,像李时珍一样上山采药治病救人。这在现实中显得很遥远。

刘效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与其说梦想,不如说是计划更恰当些,他只想做点小生意,在充沛的体力减弱之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

富士康今年第一个极端事件主角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几行字迹:“铭记自己种下的誓言:我将于2008年达成月薪创下5000元,如果达到目标,我将在街头磕三个响头。为了过富人生活的誓言,将改变我的一生。”

无法断定这是不是马向前的笔迹,但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体中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能赚足够多的钱,然后回去考驾照,开个货车。”来自重庆的一个普工许超说。令他懊恼的是,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最终都会所剩无几。

女性普工的梦想更实际些,19岁的甘肃女工巩小娟,从15岁开始出来打工,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她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回到家乡开个小店,然后嫁人生子过稳定的生活。

党国英说,对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义上是个象征,意味着摆脱目前的境遇。

彩票的作用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他们愿意模仿城市的生活。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因为他们的模仿而离他们更近。

“城市欢迎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但并不欢迎他们的定居,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拼命招收农民工,但也不喜欢农民工成为固定工。”党国英说。

深圳市一家权威机构所做的关于新生代民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最大的生活问题排序上,排名第一的是“收入低”,“生活枯燥”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难以在城市立足”。

尽管政府在作出不懈的努力,希望能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但城市的根本逻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根本逻辑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农民工的立场。富士康为农民工准备了“三金”,准备了清洁的食物和符合规定的加班费,那是为了能够不违法以及在企业的旺季能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

比如说,户籍。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之后,深圳开始调整现行的户籍政策,6月23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提出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们将有可能通过积分制度获得深圳户口,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快乐生活。

要成为一个“城里人”,房子几乎已经成为必备条件之一,心怀梦想的农民工们也必须得拥有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收入。

在这点上,刘效林只是有些沮丧,他不想回去,但也没有试着在城市里落户。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厂区周边的房价,在他想象中,这个价格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或许比他想的更高。刘效林打工所在的宝安区,已经成为深圳又一高档住宅片区,其中心区楼盘的起价均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就算偏远些的地方,房价也要达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按照这个价格,刘效林打两辈子工也难以在深圳立足。

在深圳的普工们中间流传着一条新闻:2009年8月,富士康一名21岁广西小伙子购买福利彩票中1327万元大奖。

这让大家都满怀天上掉馅饼的“期待”。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青春·谎言·爆发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超越自己的境遇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们还有青春。正是这些无法排遣、无人关注的青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压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记者看到,大部分的年轻男性都在玩游戏,相反,女性都是以看电视和娱乐新闻为主,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穿着工厂里的厂服。

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网吧旁边很多房间被改造了,一些穿着暴露、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不时走来走去,偶尔会有一些男工上前搭话,然后上楼。

在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记者了解到,每天有大概二三十例流产手术,在周边,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大概有十多家。

这是女性普工遇到最难以启齿的问题,一个做完手术不久后的女工,电话里和男友谈到了分手,情绪突然失控,在歇斯底里发作后,把手机从七楼扔了下来。

她不知道的是,男友之所以要分手,是因为对另外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工“有了感觉”。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陈明远也一样。“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谎言成为年轻男女分手前的征兆,比如陈明远的女朋友,同样用谎言“稳住”了陈明远。这让19岁的陈明远感觉到很大的“挫败感”,他有点不愿意说,“这是想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5月31日,在床上躺了两天后,陈明远留下一封信。信里说,儿子活着真的好苦啊,还多次提及到父母和他之间感情的隔阂。

这是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后的总爆发。

断裂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

陈明远被舅舅带回家没两天,就在想什么时候再出来打工。他觉得自己和没有出来的朋友不一样了,“毕竟见过世面了。”从外表看,他要比家乡的朋友穿得入时,但陈明远认为自己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回家他已经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一直做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男人从楼顶张开手臂飞了下去。”

如果说这寓意着逃离,通过摆脱环境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他现在又迫不及待想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用毛寿龙的话来说,陈明远开始有了“身份认同障碍”。

相比陈明远,刘效林要顺利得多。刘效林现实、谨慎、理性,才23岁就已是富士康IDPBG(数字产品事业群)的一个线长。这个事业群生产了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代工产品。

得到线长的职务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在之前一次内部招聘上,有一个专门针对英文的考试,刘效林在中专学的英文帮了他大忙。他说,他告诉面试官,之前换过很多份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东莞一个手表厂里做测试。

这个细节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忙。在其后不到一年里,他很快被提拔为“线长”,这比一般人要快很多。“这一年时间我都没出过任何错。”他想了想,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即使是刘效林,也知道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基本上‘线长’已经到头了。”他很了解,凭现在的学历,要再往上爬,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工厂也试图提供“很大的空间”给他们,像富士康的IE学院,很多技工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来完成进修。但刘效林说:“换一个地方,也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工厂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工人提供便利,甚至人生规划,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对工厂有利,对工人来说,这种规划,只是“被规划”了而已。在深圳的那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工作上最大问题排序中,“没发展机会、工作没成就感、工作机械能力没提高”被依次排在前三位。

中国的城镇化在迅速展开——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009年,这个数字飙升到46.59%。国土资源部一份“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45亿亩,2008年仅为18.257亿亩(人均仅1.37亩),呈现出持续减少的势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1300多万亩。根据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中国打工群体到了刘效林、陈明远这一代,不仅积累一笔能够改变生活的财富是个幻想,而且其中很多也回不去了,因为能够耕种的农田在不断缩小,也因为务农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毛寿龙分析说。这是农民工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断裂。他们打工,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外。

在陈明远回家之后,刘效林开始上白班,“黑夜”开始转换成“白天”,他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每个月多负担一百多元的房租。

“年纪轻,就是要拿命搏钱啊,但肯定会走,没有人会在这里呆很久。”刘效林说,你看,这里打工的都是18~25岁。

但任何工厂都是一样的。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人生的一种过法。

“黑夜”和“白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明天,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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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攀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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