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人，处境很危险。
他们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缺乏运动，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红牛，来保持头脑清醒。
88.9%的人认为自己处在或接近“过劳”状态。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疲劳、焦虑、失眠、健忘、肩颈不适、胃肠疾病、脱发、性欲减退等身体症状。
53.3%的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他们是中国中产。
高房价吞噬他们的财富，高压力透支他们的身体。顽强的中产，白领、金领上，是一双双亢奋的黑眼圈，时刻准备迎接一个又一个Overtime.
五大高危中产职业人群
1 法律工作者
2 IT人士
3 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
4 教育工作者
5 媒体工作者
2010年3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健康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考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9～2010年度中国生命小康指数为76.1分。
调查以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十个类别的职业群体为总体样本框，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对每个职业群体进行随机问卷发放。这十类职业人群是：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企业家/高管、IT人士、媒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研人员、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
调查对样本特征进行了控制，使参访者的年龄主要集中于80后、70后，以及60后三个年龄段；80%以上的参访者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其中3000元～5999元的占47.1%，6000元以上的占39.2%。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这十个类别的职场人士属于社会中上层，尤以中产为主。
中产是现代社会主要的支撑力量和维稳力量。据陆学艺估算，目前中国中产的规模为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长。但同时，中国贫富差距日渐拉大，近年已问鼎亚洲。这使中国社会通往安全的“橄榄型”阶层结构的道路，充满变数。
“如果高房价不能有效遏制，中产阶层就有可能坍塌，中国就有可能出现M型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唐钧表示，房贷压力很大和买不起房的中产就会慢慢向下流动。
本次调查显示，近八成普通公务员和白领感受到“较大”甚至“极大”压力，超六成人表示压力主要来自“买房供房”。
2010年全国两会上，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大会一落幕，“地王”就高调登场。3月16日一天，北京就诞生了三个新地王；房价又有了新的突破——四环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六环外住宅突破1万元。一个房子消灭一个中产的“杯具”，天天在上演。
住房，以及医疗、教育消费压力过大，中产只好兢兢业业，不惜透支健康。本次调查中，六成多受访公务员和白领表示他们正以“健康”换“金钱/业绩”。其中16.1%的人认同这种交易，45.4%的人表示“不认同，但我必须要这么做。” 五大高危中产职业人群，法律工作者居首
本次调查选取了五项指标对各类职业群体的“危机状况”加以衡量，这五项指标是：对自身过劳状况的评估、职业对健康的影响评估、压力感受、快被榨干的感受，以及身心状况满意度。
位列前五的中产职业人群是：法律工作者、IT人士、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普通公务员、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排在第六至八位。
在铁血丛林中披荆斩棘的IT人士输给了法律工作者，这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久前，北京律师浦志强在三味书屋做了一次演讲，题目就叫“酸甜苦辣做律师”。浦律师代理过众多知名案件。他说律师之累，在于要侧耳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哨声。
医务工作者排名最后，较其他职业人群危机状况较轻。“不是不累，是乐观。”刘飞说。他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他的工作包括出门诊，一天15～20个病人；看病房，一周一个夜班；此外还要做课题、写论文。他大学时天天打篮球，工作以后就很少打。
“但是我心态好啊。”刘飞说，他对病人家属拿着录音笔、照相机满病房“取证”司空见惯，对没开到药要求退挂号费的患者一笑了之。“医务人员的抗压性比较强，但也有不少医生得甲减，护士得甲亢。”
在高危职业队列中，如果将对照组领导干部及企业家/高管纳入，则企业家／高管位列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之后，领导干部排在普通公务员之前。
企业家/高管拥有经济资源，或拥有经济资源的调配权，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较高层级。本次受访人群，87%来自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男女比例54：48。
分析显示，较其他职业群体，企业家/高管在压力感受和身心状况满意度两项指标上，“危机状况”较突出。八成人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近六成人对自己目前的身心健康状况“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张黎刚随身带着两种药，一种是醒酒药，一种是达菲，最近他打算把达菲换成心脏病急救药。张黎刚是体检机构“爱康国宾”的CEO，他除了有脂肪肝和胃肠疾病，其他身体指标都还好。三年前，他的朋友、百度CFO王湛生在海南游泳时心脏病突发猝死，这件事令他深感痛心。“那是我这几年唯一一次流泪。”
他在问卷上勾出“压力较大”，并在压力来源一题上选择了“职业/事业发展”、“工作负荷”，以及“人际关系”。作为一家体检机构的管理者，张黎刚每天劝别人珍爱健康，可到自己身上，他说为了事业，还是愿意牺牲一点健康。
在企业家/高管人群中，分性别看，12.5%的女企业家感受到“极大”压力，高出男企业家8.8个百分点。14.6%的女企业家对自己的身心状况“很不满意”，也较男企业家多3.5个百分点。
十大中产职业人群多发症，超五成人感觉“疲劳”
问卷还列举了30多种症状供各类职业人群对号入座。结果显示，在普通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获选比例超过1/5的症状就多达13种，排在前十位的是：疲劳、肩颈不适、焦虑、胃肠疾病、失眠、抑郁、眼疾、肥胖、脱发、性欲减退。
52.9%的人感觉疲劳，且不论在哪个职业群体中，获选比例都是最高。其中，在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和媒体工作者中，五个人当中至少有三个感觉疲劳。
分年龄看，在普通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有“疲劳”感的80后多于70后，70后又多于60后。80后职场人，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多数人还未及而立之年，身体就先出现亚健康状态。
对于自身“过劳”状态的评估，67%的80后认为自己接近“过劳”，20.8%的80后认为自己处在“过劳”中。
“我绝对够得上"过劳模"了，不是在现场，就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经常连续3天只睡五六个小时，随身用品是录音笔、电脑和咖啡。”27岁的女记者朱婷说。
除了疲劳，在80后公务员和白领人群中，另外六种获选比例超过1/4的症状是：焦虑、肩颈不适、失眠、胃肠疾病、抑郁，以及眼疾。
在何超眼中，颈椎腰椎病、各种心理问题、失眠症、各种胃病，都是较为严重的“新型职业病”。何超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工作节奏快、压力大是主要致病原因。”
和中产多发症有所不同，领导干部的“高血压”比例明显偏高，达22%。
八大健康危险因素，缺乏运动排名第一
经常加班、缺乏运动、空调生活……这些都是可能对职场人士造成健康损害的因素。黄建始称它们“健康危险因素”。
黄建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在他的定义中，“健康危险因素就是能够增加得病或者死亡机会的因素。”近年，他不断向社会推广这个概念，为了让公众有健康管理意识，以减少或去除健康危险因素。
问卷列举了十余项“健康危险因素”，让受访公务员和白领人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获选比例超过1/5的项目有八个：缺乏运动、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经常加班、空调生活、经常在外就餐、长期熬夜、不吃早餐，以及应酬过多。
分性别看，除了“经常在外就餐”一项男女比例相同，其他各个危险因素，男性选择的比例都要多于女性。
调查还显示，中产职业人群并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健康，只有26.2%的人“会定期做身体检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关注”。
至于单位对员工的健康管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单位会给员工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比例达87.5%，但给员工做健康体检的则不到半数，为41.4%。
“相比较而言，外企对员工的健康管理更全面，比如每年一次体检、秋天打疫苗、举办健康讲座等。”体检机构“爱康国宾”CEO张黎刚介绍说，有的外企每个员工都有一张健康记分卡，少抽一支烟、多吃一顿蔬菜，都可以换算成健康积分，累计到一定分值，还有奖励，比如一张星巴克的咖啡券。
“健康管理，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找到人身上的健康危险因素，并将这些危险因素去掉或减少，让人活得更好，更久，更有意义。”黄建始说，比如高血压是中风的危险因素，我们找到它之后完全可以把它控制下来。美国的高血压控制率是70%，在中国，则不到10%。也就是说，在美国，100个高血压病人中只有30个可能发展成中风，中国是美国的3倍多。
“新医改具体方案关心的是看病问题。但病是看不完的，而且吃饱之后得的病大多数是看不好的。”黄建始说，对于国民健康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看病，更重要的是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调动人们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积极性，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习惯。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健康，不应该仅仅是看病。
问卷还就七个生命伦理问题展开调查，参访者接受不了的情况，按获选比例由高至低排序为：人兽混合胚胎(85.6%)、克隆人(60.8%)、代孕(47.6%)、性别选择(38.3%)、在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从脑死亡但还能有呼吸心跳的人体中摘取器官(21.8%)、安乐死(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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